心仪多日，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生活，在兰大即将百年华诞之际，又勾起了我的追思。操起拙笔，将能忆起的往事，重新再勾勒一番。
1951年的夏天，我参加了西北区七院校统考，报考的学校及专业是兰州大学医学院，结果如愿以偿的进入了该校，成为一名大学生。
学校离我家很近，从中山路（炭市街）中段走到西关什字，折向西不远，即到萃英门。萃英门有一个城门洞，那时候靠南面还有一段残留的城墙。进入城门，靠北面的一群平房是附设医院。紧挨医院的是兰州工业学校，兰大校门在正西方。
国立兰州大学于1946年8月1日成立，医学院由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改建，院长于光远，后由乔树民教授继任。
1947年春，教育部批给兰大购置费15000元美金，辛树帜校长为了发展西北医学教育事业，将该款项的2/3，划归医学院作为教学设备用费。
1946年冬，美国医药助华会副总干事Stevens女士来兰考察后，决定在兰设立医事中心（medical center），并拨款3万美金，作为购置仪器及化学药品之用。该中心为全国六所中心之一，于1947年4月15日正式成立。成员除兰大医学院及中央医院外，尚有其余5个单位共同组成，张查理为主任委员，于光远等3人为常务委员。将3万美金中的24000元分配给医学院作为经费。
1948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紧急援助捐款中的3080美元拨给了医学院。于院长于1947年5月赴南京开会之际，赴沪将开列仪器药品详单，交医药助华会办事处转美进行购置。在此同时，该会驻沪办事处捐赠给医学院一批杂志及药品。
1948年4月1日当时的教育部批准成立附设医院，并拨专款120 亿法币作为医院修建补助费，拨法币5000万元为病床开办费。同时将原配发给英士大学医学院的医药器械24箱，调拨给了附设医院。保证了医学院及医院教学及医疗之所需，并提高了教学质量，当时附设医院院长是杨英福教授。
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有：马馥庭教授，两次留德，从事病理学的教学与科研；杨英福教授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专攻内科胃肠病学；杨浪明教授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从事内分泌的教学与科研，给我班主讲生理学；王文义教授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从事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唐家琛教授留学美国，从事精神病的临床与科研；张培棪副教授从事药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张爱诚副教授从事组织胚胎学及血液病的教学与科研；覃见效老师讲授病理生理学；我班的神经解剖学专聘协和医学院穆家桂老师来兰讲授。
临床课除本院的师资外，还聘请兰州军区总医院的胡治琦医师讲授心内科，葛立信讲授结核病；常宝华大夫讲授耳鼻喉科学；张华麟老师讲授泌尿外科；樊玉林老师讲授呼吸病。
当年的教学楼有天山堂、祁连堂、贺兰堂、昆仑堂。无固定教室，我们则在这几座楼里来往穿梭。实验课在各有关系实验室，如无机化学、有机、分析、生物化学在化学系所属实验室进行实习；物理实验在物理系，生物学聘请北大女教师刘杏影老师讲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实习在生物系。生物化学由兽医学院教授任教。
当时尚无统一教材，所有教材均由任课老师亲自编写。除马馥庭教授编著的《病理学各论》、杨英福院长编著的《胃肠病学》、张查理编著的《解剖学大纲》、张华麟编著的《泌尿外科学》系铅印本外，其余各学科均由老师将讲稿交给课代表，然后分发给同学们刻印，或将部分讲稿交教务处由专人负责刻板、油印。所有讲义只能在该课程讲授完毕后，才能自行装订成册。参考书则向图书馆集体或个人借阅。
1948年冬扩建后的“观成堂”，更名为“积石堂”，用作图书馆，馆藏图书30万册。将左宗棠提写匾额的“至公堂”辟为阅览室。
昆仑堂为大礼堂，5栋男生宿舍楼为五岳堂，即衡山堂、嵩山堂、华山堂、泰山堂、恒山堂。全校女生宿舍楼为皋兰堂。
1951年3月曲正调任为兰大校长，因曲校长原为西北卫生部副部长，故兼任医学院院长。1953年3月曲正调离，由原西北教育部副部长林迪生继任校长。1954年医学院独立建校，谭道先为院长。附设医院院长一直为杨英福教授。
我是1951年秋进入兰大学习的。入学前，在附设医院进行了一般性的体格检查。甫由中学进入大学，不论在学校规模上、教学方式上、生活管理上，均与前有所不同。入学不久在文理法医四院新生中进行了一次英语甄别考试，我在班上是唯一一名免修外语的学生。这一年我在家吃饭，好在学校离家很近，比在上兰州一中时来回跑近多了。因为有中学时的理化基础，所以基础课学习起来也还算得心应手，成绩也不错。实验课由4人一组的小组进行实验，每次实验均需写实验报告，由助教批阅后发还。特别是分析化学，在实验室呆一个下午，用去不少试剂，才能得出结论。然而这些实验，锻炼了我们缜密的思维方式，按部就班条理性的操作程序，以及与理论很好的结合。
我最害怕的是解剖实验课，一进实验室，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摆放着的一具具尸体及刺鼻的福尔马林味。尤其考试前进行复习，实验室里人不太多，加之在晚自习时间，更令人毛骨悚然！那段日子里，一见到肉就想起实验室里的尸体，不要说下咽，连嚼都不敢嚼，真不是滋味！
1952年春夏之交，学校搞了一次和风细雨式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杨院长作了一次自我检查，学生中由我班的陈××作了检查，原因是他在作化学试验时说了“美国的试管好”，不知被谁汇报给了学校当局。
朝鲜战场上，美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大约是51年冬或52年春，学校组织了医学院教师讲授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并组织医学院教工及学生走上街头，做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及为群众进行预防注射。
1952年秋季开学后，学校实行了全部助学金制度。分甲、乙、丙三等，甲、乙等除提供伙食费外，另外还有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费。我被定为丙等，伙食全包，当时每月伙食费约9元人民币。解放初期，物低价稳。生活费普遍很低，9块钱的生活费，我们吃的依然很好。进餐时为固定的餐桌，每桌8人。早餐一大盘油拌黄豆，每人一个馒头，大米稀饭不限量，随便喝。午餐4盆菜，有荤有素；主食为米饭、馒头，不限量。晚餐基本雷同，为了调节伙食，经常有包子或西红柿鸡蛋捞面，亦不限量。逢节假日及期考时，则另有加菜。当时我的饭量不小，大包子一顿吃七八个，面条大瓷缸子吃满满的两三缸子，够吓人的！这项制度延续了3年，大五时又改为评定制。我的“包伙”也随之终止了。
萃英门校园内有一个花园——静观园。我们经常到园内去观赏花草树木，陶冶心情。有一年国庆，园内的梨成熟了，与同学进园吃了不少，结果吃坏了肚子。
1952年7月21日至8月14日，学校根据西北区高校学委会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兰州大学开展忠诚老实运动的工作安排”，共分四个阶段。（一）准备阶段，（二）普通交代阶段，（三）重点交待阶段，（四）善后阶段。我对我的经历，事无巨细的作了如实的交待，如在中学办壁报，手抄“育英日报”的新闻来自“中央社”，副刊文章则选自同学们的来稿。以及解放前学校组织的各种集会、游行等。
这一年参加了学校唯一的一支民乐队，学校组织乐队的目的是鼓励大家跳交谊舞，全方位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并且请水天同教授在大教室里作示范表演，让同学们学习。几乎每周末都办舞会，节假日就不用说了，地点在至公堂。我担任的演奏角色是拉二胡、大胡、弹斑鸠，曾用夏威夷吉他演奏过一曲西洋音乐。我们伴奏的曲目大多是广东音乐、以及其它民乐。
1953年寒假，学校举办了教师俄文专业书刊阅读速成学习班，为了调节教师们紧张的学习生活，学校组织乐队去演奏，女同学们前去伴舞，籍以提高学习效率。
大三时，我被选为班上的文体委员，主要工作为组织动员大家上早操及课外活动，以及组织同学们参加学校的演出活动。那时候班上还有十多名新疆选派的少数民族学生，他（她）们能歌善舞，为班上增色不少。我班女同学曾演出黄梅戏“打猪草”，一部有关蒙古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歌舞剧，均由我班同学来伴奏。一支朝鲜歌曲，“我的丈夫当了英雄”，由我用小提琴来伴奏。另由女同学演出的“剑舞”，也由我用京胡拉的曲牌《夜深沉》来进行伴奏。
一天的紧张学习生活完了，同学们愉快的打篮、排球，或与其他班级进行比赛，接下来便是晚餐时的大快朵颐。应该说这些是一生中没有过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
不是上一年，就是这一年，学校学生会组织文、理、法、医各年级学生到兴隆山去旅行，先是坐火车到榆中，然后整队步行到兴隆山。一路上歌声嘹亮，年青人各个显得生机、活泼、靓丽。到目的地后，除游山玩水外，还组织了歌舞晚会，大家都尽兴的玩耍，陶醉在当时的热闹气氛中，这种快乐，回到学校后，仍久久萦系在心头。
1954年医学院独立建校，我班一直留在萃英门兰大，其他各年级学生均迁入新校。院长是谭道先。
这一年搞了一场肃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下一年。我班揪出了几个同学，严加看管，最后均不了了之。看来一些问题都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属于敌我的矛盾。
1955年秋，我们进入医院进行实习，成为一名实习大夫。这一年对医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绝好机会，对我来说业务进步很快。同学们在实习前即分为内科系或外科系，主科系实习半年，另半年在其他科室轮换实习，当病人称呼我们为“大夫”时，总感到不好意思。上级大夫处理病人很快，而我们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问这问那，仔细的检查，有些病人反到在意见本上表扬我们，令人啼笑皆非。
当时实习大夫，除作大夫的工作外，其他为静脉注射、抽血送检、各种穿刺（如胸、腹腔、心包、腰椎以及骨髓穿刺等），均由我们亲自操作。化验方向，除三大常规外，各种穿刺液的检查，胃液的采集、分析，也由实习大夫来做。骨髓穿刺后的骨髓涂片，则交由化验室专人检查。这些基本功的训练，对我们来说，确实受益匪浅。
病人入院后，由护理部通知各级大夫。如果病人是先一天下午到的，第二天上级大夫查房前，实习大夫要将四、五页病历纸的一般病历很规整的完成。完成前先要向病人及家属了解病情，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并作出初步诊断及处理意见。三大常规检查亦要在上级大夫查房前完成，并要在三天内重复化验三次。一般住院病人，每周重复一次三大常规（血、尿、粪便）检查，既或病人的三大常规正常，均得按规定重复化验。
查房时将病历交给上级大夫查阅，由实习大夫口头进行汇报，上级大夫可随时提问。这过程中要将上级大夫的诊断、治疗意见专注的聆听、记录，查房后不打折扣的一一落实。查完房后，两支手变成铅黑色（病历牌染的），紧张、忙碌的一幕，才算告成。然而这些重复、忙碌、劳累的工作，对从事医生的基本功打下了夯实的基础，终生受益。
在妇产科实习时，我书写的病历，得到了上级大夫的表扬。然而另一件事却使我羞愧多日，一次在实验室作红细胞计数时，另一个同学大叫××床病人要分娩了，慌乱收拾时，计算器掉在了地上，打掉了一个角，当时这些东西都是进口的，心里忐忑不安了多时。
内科实习时管过一个门脉性肝硬化、失代偿型，合并肝性昏迷的病人。因此我的毕业论文是：门静脉性肝硬化（雷奈克氏肝硬化）及肝性昏迷的临床探讨。总之，这一年为我的大夫生涯，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毕业前加入了共青团。分配工作前，我班由萃英门兰大搬入新校址礼堂的一角，等待分配。我填写的志愿是：“服从祖国统一分配”，结果留了校。从此开始了我的医疗、教学及科研生涯。
五年的大学生活，更让我学到了老师们的教书育人，以及他们甘于寂寞、清苦，孜孜以求作学问的精神；高尚、正直、端庄的人格；以及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这些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继承了中华传统文明的精髓，是任何物质、权势所企求不到的，也是中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屹立于世的根本源泉。
注：有关解放前学校的一些资料，来自《兰州大学校史（1909-1989）》（主编：陆润林）
作者：罗文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退休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