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人民大会堂首次走进“土”博士（1983）
解说：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名叫马中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教授，新中国第一位自己培养的博士。而这张尘封已久的老照片，记录了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中国首批博士的诞生。
解说：1983年5月27日，北京。在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又一次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中国学术界的新生代——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顶尖群体——新中国的首批博士们。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时大家都心情很激动了，因为知识分子以前文化大革命中间叫臭老九，不太得到重视。
采访：苏淳（首批博士之一，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种各样的心情掺杂在一起，有兴奋，有激动，有辛酸。
采访：李尚志（首批博士之一，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因为全场非常激动，我都想不起我看见什么了。
采访：冯玉琳（首批博士之一，原中科院软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在会后好几天，我才听说国内举行一个很隆重的学位典礼，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了。
解说：首批博士一共18个人。其中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由于当时在美国研读博士后没有到场外，其余的17位理学博士和他们的导师都参加了这次大会。虽然博士答辩以及学位的批准过程是在1982年中到1983年初，由各个学校在不同的时间里分别进行的。但是，为了庆祝首批博士的诞生，同时也是为了表示改革开放后，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联合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次大会，把分散在各个学校的首批博士们聚集起来，一起为他们授予学位证书。于是，新中国历史便记录了这光辉的时刻。
采访：毕全忠（原人民日报记者）
从来没有开过这样一个，开大会，以后也没有了，在别的国家恐怕也没有，（别的国家）都是大学里面，有的是教堂里面授予了。
采访 ：吴本夏（原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
这个（仪式）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人才，出好人才，
采访：毕全忠（原人民日报记者）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情，从首都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好多人都去了，非常的隆重。
采访 ：吴本夏（原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
通过在首都集中起来举行这么一个授予仪式也是扩大国内外的影响，促进我们博士还有硕士（的发展），大家都非常，对他们授予工作非常认真对待。
解说：国家对于这次授予大会的重视程度，从大会的规模以及接待规格上也可见一斑。授予大会一共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所有获得学位的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导师、校长均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领导的隆重接见，并且留有合影。之后，正式的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宣告中国首批博士诞生的声音将由此唱响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采访：赵林城（首批博士之一，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那些领导们，包括胡乔木他们这一班都在里头，还有王震这些领导人都在里头。
采访：洪家兴（首批博士之一，现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
以前只是看见报纸上国家领导人在那儿开会，或者劳动模范在那儿接受国家领导人的颁奖，这次是自己作为一个学生，也接受国家领导人的颁证书，心情当然是比较激动。
采访：王建磐（首批博士之一，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我记得当时的中央领导在接见的过程，你们谁是这里面最年轻的，我当时只好站起来说是我，因为在当时的18个里面唯一的在文革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也就是我一个人。
解说：由于意义重大，中央高度重视，所以博士们究竟该穿什么服装参加授予大会，顿时引起了争议。当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到底该不该模仿国外采用学位服这个问题上。经过一番激烈地争论，却始终没有定论产生。以至于最后，中央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惯例，每人发200元置装费。在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博士们眼中，这200元钱简直是一笔巨款。为此，平日里只专注于学问的博士们着实费了不少脑筋。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时我，也没人商量，也没请示说穿什么衣服，我当时想想我中国第一个博士穿成洋装不行，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穿的都是军便装，的确良的，蓝的的确良的军便装比较好，我们平时也穿这种衣服，所以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新的的确良卡其的军便装。
采访：李尚志（首批博士之一，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当时思想还不解放，还没穿西装，我大概就穿了一个中山装，我记得当时只有王家磐穿了西装。
采访：王建磐（首批博士之一，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我印象很深的，我不会打领带，虽然我买的西装但是我不会打领带，于是我只好求助于我的导师曹喜华教授，那么曹喜华教授就教了我最基本的打领带的方法。
解说：首批“博士”的诞生让人们如此激动。其实，“博士”一词并非新词，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但彼时之“博士”并不是学位名称，而是一种官衔，主要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传授学问，和培养人才。“博士”一词被当作学位名称使用起于上个世纪30年代。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是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
采访：毕全忠（原人民日报记者）
主要是当时的社会混乱，教育时代很难很好很健康的发展，中间又加一个日本侵华战争在里头，没有这么一个环境。
解说：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的研究生教育方式主要遵循由苏联专家带领，目的还是开拓建立新专业。这批研究生统称为师资研究生。严格的说，他们真正参加的研究工作很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
采访：毕全忠（原人民日报记者）
50年代初就招研究生，研究生学制是三年，三年达到什么水平没有明显。
解说：1957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计划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前苏联副博士以上水平的研究生。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195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不采取考试，改为推荐入学，只重视政治条件，不重视治学能力，结果，研究生质量明显下降。而后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断了12年之久。
解说：1977年，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国家开始恢复高考。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一共开了13天，共有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参加。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的一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犹如给所有踌躇满志的科学工作者打了一剂强心针。
邓小平同期
解说：这次大会上，邓小平还理顺了一个逻辑关系，那就是：发展经济，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这也无疑对酝酿已久的恢复研究生招生的历史趋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采访：郁晓民（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
小平同志支持科学院先招，我们等于是抢前一步，教育部还没有动的时候我们已经动起来了，我们第一期就招了2400人，两万五千人报了我们科学院，我们取了2400人。
解说：在邓小平的敦促下，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终于得以恢复，国家开始全面培养优秀的高级知识人才。不过，经历了十年浩劫，各所高校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大都遭到了破坏。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中国科学院无论是设备条件还是科研人员，较之其它学校都相对好一些，所以恢复研究生教育的征途就以中科院为起点开始了全面筹备。
采访：吴本夏（原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
有的学校也很慎重，包括北大清华，都很慎重，北大清华他们授的比较晚，科学院他设备条件什么可能相对好一点，他们呢授的快一点。
采访：郁晓民（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
所以我们在利用原来科技大学留下那个地方我们搞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头一两年基础课都在我们自己研究生院培养，为什么，两条，第一个打基础，基础非常重要，搞一年达到基础，再下到各个研究所去。
解说：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这次恢复研究生的培养，中央决定一定要促成学位制度的建立，让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更加规范和有据可寻。于是1979年的3月，学位起草小组在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的领导下成立了，除了蒋南翔，小组成员一共有五个人，吴本夏就是其中之一。
采访：吴本夏（原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
小平同志（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条呢，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学位制度还要快，十年磨一剑，这个不行，第三个搞什么样一个学位，结合本国的国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
解说：学位起草小组的成员们在随后的日子里，内外兼修，一边收集整理新中国成立后，前两次没成型的学位条例档案，一边调查20世纪60年代以后其他国家学位制度的发展情况。摆在各位起草成员和专家学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应该按照什么模式进行中国的研究生教育。
采访：毕全忠（原人民日报记者）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是受英美的影响，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教育体制教育 制度受苏联的影响。
采访：谷超豪（博士生导师代表，原复旦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苏联的博士制度跟别的国家也有些不同，他经过副博士一级，要求比较高。
采访：吴本夏（原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
苏联他处理问题就说，他把博士提的太高了，结果呢，5、60岁才得到。他不是在教育阶段获得的，他是完全是科学，成就，科学成就积累了相当多难得研究这样子的。
采访：谷超豪（博士生导师代表，原复旦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当时我们也不借（鉴）苏联那个博士学位，我们博士大概在苏联副博士跟博士之间。
解说：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在成立了11个月之后，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而就在国务院将草案提请人大进行审议时， 出现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采访：毕全忠（原人民日报记者）
当时都审议的差不多了，突然有一个德高望重的，有一位人大常委委员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授予博士学位以后要经过国务院批准，这一来大家就很麻烦了，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程序问题，也是一个授予权力的实际问题，那么原来就是学位条例草案规定，是由学校授予单位授予就行了，没有必要到国务院去批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当时对学位制度不大了解，更重要是反映人大常委们对我国培养博士学位质量的关注重视。
解说：经过审议，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终于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且决定从1981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
采访：吴本夏（原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他体现了两条，第一条就是学术的权威性，一些最有名的专家参加。其次，学位委员，重要的部委，部长参加，有一个政治的权威性，两个相结合。
解说：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办事最公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
采访：吴本夏（原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
我们开会地点唯一那时候的条件就是京西宾馆，没有第二家能承担。他们任务也很明确，他们任务就是要审查哪一个学校，科学院，科学机构哪一个所他要来申请我要当博士授予单位，硕士授予单位，然后经过两道手续，一个经过初审，初审属于评议的，范围更广，相关的专家，你先提意见，然后就是到了开会了，评议组会议他来审定，审定之后就是民主评议投票决定，票决制。
解说： 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单位作为授予学位的试点，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筛选学生，组织论文答辩等工作。最终，共18位研究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批博士。
解说：能够成为首批博士的18个人是幸运的。而对于18位之一的马中骐而言，他的幸运还远不止如此，因为20多年来，他一直被称为001号博士。
解说：这种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是在1983年5月27日的学位授予大会上，由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学位授予单位的负责人颁发给本校的博士生的。而令马中骐倍感骄傲的是，这本编号为10001的博士证书，记载着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的那段辉煌。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记得在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时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还把我的证书借去在那儿陈列了半年，这个证书。
解说：除了证书，马中骐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参加学位授予大会时的三张入场券。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张入场券，一张是中央领导接见的，还有一张是在主席台就坐的一个座位，然后还有一个是在下面就坐的座位。我记得中央领导主要是跟老师谈了谈。
采访：谷超豪（博士生导师代表，原复旦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中央领导）问各个博士导师，问他现在的博士水平怎么样，当时一些老先生们都很客气，做的都很好都很好，都很客气，但是我发表了一个意见，就是博士生的高度是无限的。
解说：当时出席授予大会的中央领导有王震、方毅等人。而代表中央发言的是当时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胡乔木。代表教师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的知名教授谷超豪。作为001号博士，马中骐在授予大会上还有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代表所有研究生发言。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开始还想推辞了一下，我觉得这么大的场面太紧张了，我虽然当了18年教师，课堂讲课还是很自在的，那个是问题不大，但是要到人民大会堂讲话好像心情是很紧张。
解说：这是马中骐当年在授予大会上的发言稿,稿纸已经微微泛黄，单薄的纸上布满了各种不同的笔迹，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当时各方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那个稿子主要还是我写的，那时候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一位老师，他们专门帮我修改稿子。来回改了七八次大概，反正我经常跑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拿着稿子当面修改，修改了以后再提一些意见，回来以后我再改，改了再去，这样来来去去很多时间，很多次。
当时我自己思想比较紧张的了，那个发言稿我几乎都背下来了，开会的时候我坐在主席台上，因为要发言，我现在就完全不记得当时开会过程谁讲话谁什么，全都不知道了，我坐在台上我一直在默默的背，背诵稿子，就怕到时出错。
解说：在学位授予大会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各界对首批博士的关注度有增无减。“博士”一词像磁铁一样聚集起了人们对科学研究的重新仰望。当时，远离知识已经许久的人们想更加深入的探究这些头顶光环的博士们异于常人的地方。
解说：由于当时的科研条件和社会需求等客观因素影响， 首批18位博士的学科类型全部集中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在筛选首批博士时，决策各方也秉持了前所未有的高期望、高质量和高要求。
采访：毕全忠（原人民日报记者）
学术界教育界对第一批博士的关注来讲，大家都是跟注意的，就关注他们到底他们什么样的水平质量，他们（专家学者）很欣赏第一批博士什么呢，欣赏他们不光是读书啊，不光是写几篇论文，他们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
采访：谷超豪（博士生导师代表，原复旦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那时候应该有的标准，就是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有创建，有创新，我觉得这是应该有的要求。博士论文应该达到在世界上比较好的，能够发表的水平。当时我就按照这个标准来掌握。
解说：如此高标准和严要求下诞生的18位首博，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科研能力都被广泛称赞，甚至被当时国际顶尖的科学家们所认可。然而对这18位博士来说，漫长的求学之路，其中的艰辛恐怕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注：马中骐，1956-1961年在兰州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教书。1964-196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当研究生，毕业后回兰州大学。1978-1981年在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二次当研究生，1981年留所工作至今。［来源：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