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土”博士诞生的曲折道路（1966——1983）
解说：1983年5月27日，中国，这个在当时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1977年和1978年，我国逐步恢复了高考和研究生的招生，沉寂10年的校园终于又回复了往日的生机。离开学校许久的年轻人，背着行囊，从农村，厂矿，边远山区一批批的回到了学校，开始争分夺秒，日夜苦读的日子。正是在这群年轻人中，诞生了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拿博士学位起初却并不是他们踏上求学路的原因和目标。1978年，中国的学位制度还没有确立，由于招收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当时的研究生学制也是两年制、三年制和四年制并存。读博士研究生最终会以什么标准毕业，能不能获得学位，这18位博士在入学时并不清楚。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来说，甚至连“博士”这个词，都还是陌生的。
采访：李尚志（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当时真实主要的想法也不管博士硕士或者研究生毕业，我觉得我们当时可能不光是我们，我们很多人一个共同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被文革耽误了十年，不止十年，我们想把它抢回来这个时间。
解说：的确，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整整十年间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解说：李尚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培养的6名“首博”之一。从小就喜欢数学的李尚志，考大学时，因为看到中科大招生简章上，有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给学生上课的照片，于是就报考了华罗庚当时任教的中科大数学系。不料，才念了一年，文革开始了，中科大停课开始搞运动，李尚志的命运也就随之改变了。
采访：李尚志（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整天所谓闹革命，但闹革命，应该说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是到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边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好人，干吗要斗他们，要批判他们。
解说：在学校搞了几年运动后，1970年，按照当时的政策，虽然只念了一年大学，李尚志还是毕业了。原本想当数学家的李尚志，却因为那时数学家全被打成右派，而被迫填志愿申请回到了家乡四川。
采访：李尚志（首批博士之一，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回四川）报到的时候这个人，掌管我们命运的，就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当时想我有什么要求，提也没用，我只是提了一条要求，我说我不要当老师，他说为什么你不当老师，我说我不适合于当老师，我笨嘴嚼舌的哪适合当老师，我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念书倒是念的很好，讲话绝对糟糕，最怕，很内向的一个人，他大概也是发现了我真是比较内向，他就觉得我比较好欺负，大笔一挥，万源，万源离陕西只有20多公里，四川境内最后一个站，我给人家描述万源就是有野猪有狗熊。
解说：万源县是位于四川大巴山的一个革命老区。当年，只身来到这里的李尚志，被分配到一个铁厂的子弟学校教数学。不但当了自己不愿意做的老师，李尚志更是在这里一待就是八年。
采访：李尚志（首批博士之一，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当时心情是非常难受，我不愿意当老师，不适合当老师，结果还是当老师，到一个深山老林里边去当老师。我开始是不会教，但是后来我在下面跟学生混在一起，我就知道他们什么地方没懂，他们需要什么，这样我一两个月就学会了，一年之后暑假回到家里面，我母亲说，说你怎么去工作一年变得油嘴滑舌了，我大概已经脱胎换骨了，一直到现在我教书（都是）我（那时）学来的。
解说：另一位“首博”王建磐，也在那动荡的十年中改变了自己的生命轨迹。196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王建磐没办法再去考大学，只好去查了队。但是因为王建磐从小喜欢数学，初三毕业时就已经把大学的课本学掉了一大半，于是就被自己的母校请回去当了高中数学老师。
采访：王建磐（首批博士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博士生导师）
在母校教初中教高中，一个初一，一个高一，这个跨年度教的全校就我一个，当时拿的最少工资，所以教师的评价是拿最少工资干最多活的。
解说：但是王建磐跟数学的缘分却因为随后被派到福建省屏南县的闽剧团而中断。在剧团里，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数学书改行当起了编剧。当时屏南县一共有150几个大队，王建磐跟着剧团送戏下乡，几乎走遍了所有大队。
采访：王建磐（首批博士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博士生导师）
下乡农民相当苦，没的吃，我们自己打鱼吃吧，怎么打鱼呢，用那个网，小河上拉起渔网，晚上放下去，第二天早上一抓十几条鱼。
解说：在做编剧的那段日子里，王建磐把京剧样板戏改成了闽剧，甚至还把芭蕾舞剧《白毛女》也改成了闽剧。闽剧《白毛女》大获成功，在福建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恐怕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甚至连王建磐自己也没有想过，著名闽剧编剧后来还能继续研究数学，并且竟成为了中国首批博士之一。
解说：与其他人相比，日后成为复旦大学“首博”的洪家兴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少有的完整学完五年大学课程毕业后才遇到文革的人。1960年，洪家兴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教书。学生主要是八小时工作之外还想提高自己文化水平的各行各业劳动模范。
采访：洪家兴（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
教了一年书以后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可能人家也抓不到什么太多的把柄，所以批斗会批斗不到我，他们矛头主要对着领导干部，走资派，所以我就是一个逍遥派，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当中，除了兵以外，就是工农商学兵，工人当过，工厂里劳动过，农村五七干校待过两年，那时候还到码头上当搬运工人，那时候我记得我体力还是很强的，所以除了兵以外差不多都当过。
解说：在那动荡的十年里，虽然使知识分子放下笔杆拿起锄头和榔头，也阴差阳错地把幸运带给了李尚志。就在学校停课搞运动的这段时间里，李尚志结识了自己后来的研究生导师曾肯成教授。
采访：李尚志（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当时我不了解他了，文革当中我跟他住一个房间，当时就是把学生和老师混编，最后他就过来悄悄给比我高一年级的出了几道数学题，我很快把三道题全都做出来了，而且我也知道是曾肯成出的。我住上铺他住下铺，我有一天趁别人不在的时候，我就来问他，看对不对，他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讲，就不断点头，当时我应该说我还是感觉他的眼睛里边是高兴的，后来我考研的时候，我就考他的研究生。考什么专业我都不管，反正曾肯成代数我就考代数。
解说：同样是后来成为中科大“首博”之一的理学博士苏淳，也在文革那段时间里喜欢上了概率统计这门学科。1966年前，苏淳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的是力学方向。因为父亲有“右派言论”，苏淳因此受到牵连，对于学习当时带有“军事机密”性质的概率统计连想都不敢想。1966年后，他参加了由北大高年级同学组织的教改小组，来到河北省地球物理探矿大队。在那里他得以接触到概率统计方法在工程技术中的重要作用。自此，苏淳跟概率统计学结下了几十年的缘分。
采访：苏淳（首批博士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时我们是去找淡水，就河北省沧州地区，我们每天骑一个自行车，背着那个当时用电法探测地下淡水的深度，运河东和运河西的深度大不一样，运河东淡水在400米以下，运河西就100米，但是他必须要探准这个淡水到底有多深，当时就布点，就电法，就是用电极，这边把电流通下去那边接收，根据电流的插入情况，就知道这地下的导电率，淡水导电率低，盐水导电率高，就能画出一个曲线，由这个曲线再去推断，当然这个推断肯定有误差的，推断的过程当中要用到概率统计。
解说：另一位工学博士冯玉琳，与苏淳有着相似的经历。1966年前，冯玉琳是武汉大学数学系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1966年后被下放到湖南，成了一名浇铸工人。这段期间，冯玉琳每天除了做工，就是跟工人们聊聊天，或者帮他们修理收音机。没有学问可以做，不能修以自长，冯玉琳总觉得不应该如此，于是就跟同学一起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没想到的是，这封信改变了他的处境。
采访：冯玉琳（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软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后来这封信由总理的秘书转了到当时的地区组织部，后来他们就把我们，认为我们搞数学的，当时一个地区一无线电厂正在准备搞计算机，所谓计算机就是计算器，你搞计算机就是计算，你们是学数学的吗，所以就把我们从农业机件厂就转到一个无线电厂去做这个计算器，后来又参与了一些国产的小型机，后来又到北京的738厂，这样就跟计算机打上交道了。
解说：个人的命运总是跟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心中的理想都被现实踩在脚下。所以当1976年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来，所有怀揣梦想的年轻人都兴奋不已。农村工作队里，经常可见一伙知青通宵达旦地议论, 津津有味咀嚼着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 凭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判断着这些消息的真伪。当国家正式恢复高考招生，恢复研究生招生，一个个好消息一次次被证实的时候，每个人都坐不住了。
采访：王建磐（首批博士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博士生导师）
到77年下半年，政策明朗了，老三届的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参加，于是到那时候我要参加了，但就在那个同时又公布了研究生招生目录，说今年首次正式在全国正式招收，公开的正式招收研究生，我一想我大学的数学都学过了我干吗不去试试研究生。
解说：虽然想要报考研究生，可毕竟十年没有摸过书本，王建磐心里多少有点没底。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同时报考本科生和研究生。由于研究生招生推迟了半年，王建磐先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本科专业。但王建磐并不甘心，等到78年研究生招生正式开始后，又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78年3月，在华南理工大学刚刚就读5个月的王建磐，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也因为这样，王建磐成为18位首批博士中唯一一位一年里接到本科和研究生两个录取通知的人。
解说：新中国001号博士马中骐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着。1966年，刚刚从兰州大学的一名老师成为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系研究生的马中骐，又被迫回到了兰州大学。兰大当时没有科研条件，连图书馆也关了门，马中骐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搞起了地下科研。
解说：1977年，兰大的理论物理讲演室恢复，马中骐得以继续搞科研。再一次被派往大连开会途经北京时，他顺道拜访了自己以前的导师——北京大学的胡宁教授。胡教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级，70级的学生回原来的学校继续就读，时称回炉大学生。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胡宁）就想出个点子，问我你愿不愿意当回炉大学生，那我当时非常高兴了，能够回北大重新学习当然非常高兴，然后他就去跟北大的校长，当时 张宗祥，张校长当时也没加思考，觉得回炉大学生，回炉研究生当然可以了，说行，然后说好你准备回来当研究生吧。我就到大连开会了，等到大连开完会回来又到北京，这次看胡先生，胡先生说当不成，因为当时没有红头文件，当时的文件是回炉大学生，没有说回炉研究生，这样的话经费，制度都没有的，所以后来没办成。
解说:回炉研究生没有当成，马中骐只好回到兰州大学继续工作。一年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马中骐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临了！当他满心欢喜地准备着手报考的时候，命运再次使他陷入了困境。由于此时马中骐已经37岁，按照当时报考研究生的规定，他已经超龄了。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后来到了78年可能是2、3月份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科学大会胡先生跟一些老先生联名提了一个提案，就说64年65入学的研究生水平很高，但是他们没有培养，没有得到正式的培养，所以这些人应该让他们重新考研究生，继续培养，他们比现在的其他的学生可能水平比较高，后来我估计跟当时小平同志恢复教育重视人才这个思想符合的，所以很快就同意了，原来这个78年考研究生的年龄限制35岁，后来临考试前50天改成40岁，年龄限制40岁，而且64年65年的研究生不受年龄的限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解说：苏淳的复学之路也颇费周折。1978年，已经在合肥八中教了7年书的苏淳，一听到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后便准备报考，对于有工作单位的他而言，拿到学校盖章的报名表着实费了番功夫。
采访：苏淳（首批博士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一个老师田老师，他中学时候是教我的老师，后来我们成了同事，他当时合肥一中的，我去填表的时候要盖章，报名表要盖章，这个田老师他就说我去给你办，他到那儿就跟那个办事员，我有个事情要你盖个章，你给我盖掉我再跟你讲，那个办事员也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给盖上了，盖上以后他跟他聊两句，就回来说我给你盖好了，你拿走你拿走。
解说：事情远没有苏淳想得那么简单。当他拿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回合肥八中转关系时，学校却不承认曾经答应他考研的事情，坚决不同意调转关系。
采访：苏淳（首批博士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就找人，那时候我们教研室有一个老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为我是北京大学毕业，天然有一种亲缘关系，走的挺好。完了她的爱人到了合肥市教育局，管人事的人事科科长，给我开同意我走，教育局放了学校就没有理由不放。
解说：就这样，离开学校的年轻人又一个个重返校园。可毕竟十年没有做学生，初回学校，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
采访：王建磐（首批博士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博士生导师）
我进来的时候英语几乎不懂，给我们的第一本教科书就是英语原版书，所以当时压力真大，除了数学公式以外全看不懂。我们二年级的时候请了一个美国教授，来给我们做报告，两个月讲课，内容我们也没全听懂，英语更没听懂。
解说：如果说学习上的困难可以靠勤奋、努力来解决，对于这些文革后入学的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超龄”研究生们，家庭的负担就更需要他们有勇气来承担，用毅力去坚持。
采访：苏淳（首批博士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段知道当然很苦，因为我当然学习上的艰苦是一方面，还有家里，我的女儿才两岁，我去念书以后，我爱人要管里要管外，后来她还生了一场肝炎，急性肝炎，住院，那确实非常艰苦。我赶紧回来，算是把她救过来了。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那是需要很大的决心，两个孩子全部要，很小啊，78年的时候我大孩子才9岁，小孩子才7岁，全部要她（已故妻子戴安英）一个人承担，整整七年半，回来以后大的儿子都考大学了。两个孩子全是她培养的，她又好强，在系上又当班主任，又开大课，数学物理课，有一两百人学生，所以太累了，家里边有这么全部的负担，后来脑子里面产生多巴胺那个地方坏掉了。
解说：辛苦总算没有白费。1980年2月1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的学位制度，确定了我国设学士、硕士、博士3级学位。教育部决定率先在中科院，中科大，复旦大学等几所高校设立博士试点。
采访：洪家兴（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
在我们当研究生的时候并没有说你是念博士的研究生，也没有明确你是硕士生还是什么，但是我们理解，因为按照我们国家历史上过来，也最多只有硕士，所以我们自己理解也就是硕士生了，经过三年，就毕业了，后来因为国家打算要制定一个自己培养博士的一个条例，希望有一批人先培养成为博士，作为一个试点，我又变成试点的了，所以81年，又重新再学两年，所以到82年答辩，这个时候是博士论文答辩，前一次答辩是硕士论文答辩。
解说：而与洪家兴的情况有些不同，1980年，李尚志开始准备硕士毕业论文。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课题，又用这个课题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数学猜想。曾教授以及当时数学界的一些学者们一致认为，如果这个方法没错，李尚志的水平应该不只是硕士毕业，而应当是博士。于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李尚志没有上过博士课程，就直接参加了博士论文的答辩。除李尚志之外，没有上过博士课程，但被认为具备博士水平的还有马中骐。其实，当时马中骐本来有机会出国深造的。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先生（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吗，他说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到中国来要招五个学生。当时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突出，所以他希望我去考，那么当时没先去找我，是先去找胡宁先生，胡先生竟然不同意，胡先生当时就说我是中国自己独立培养出来的，培养好的研究生，有什么必要到美国再学一遍，他当时认为中国有些专业，至少像理论物理专业，中国完全有水平培养博士生，培养高水平的博士生，所以的话他不赞成我再去到美国去，再去上研究生，我是很同意胡先生的意见。
解说：虽然美国没去成，但是因为胡先生的推荐，马中骐带着自己的论文直接参加由彭恒武、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这五位院士，以及西北大学教授侯伯宇，和中山大学教授李华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答辩，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的001号博士。而面对“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也是首批博士们的共同经历。当时作为试点的各高校都为首博的论文答辩组织了空前绝后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均是当时各学科的院士、教授，甚至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就这样，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克服了重重困难，1983年，全国2万多名研究生中终于诞生出18位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然而，这18位博士从获得学位之日起就被历史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对于首博们而言，获得学位仅仅只是另一段奋斗的开始。
（注：马中骐，1956-1961年在兰州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教书。1964-196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当研究生，毕业后回兰州大学。1978-1981年在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二次当研究生，1981年留所工作至今。［来源：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