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二十五载任重道远（1983——2008）
解说：位于北京长安街延长线上的玉泉路19号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在地。作为中国首个研究生教育的试点，18位首批博士中有6位都出自这里，001号博士马中骐就是其中一位。其实，当年风华正茂的首批博士们，很多都像马中骐这样, 如今虽然都已硕果累累，但是那种由“首批”二字而带来的特殊历史责任感，使得他们即便退休，也仍旧会一如既往的兢兢业业。
解说：与研究生院仅一墙之隔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是后来马中骐工作的地方。
同期声：把杨先生提出的杨-巴克斯特方程1967年的文章仔仔细细的推导了一下。因为那篇文章杨先生写的很简单。我把所有的计算仔细的推导了一下。
解说：如今的他虽已退休在家，但是仍然没有放下高能所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
解说：说起马中骐这20多年的科研生涯，“基本的工作就是最重要的工作”这条原则一直为他所坚持。而他的这种坚持还跟著名的华裔物理科学家杨振宁有着一段渊源。
解说：1984年，受杨振宁先生的邀请，马中骐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工作了一年。正是这一年的工作经历，对马中骐之后的科研方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那是1984年的9月24号，第一天到实习分校去上班，那天可能正好是杨先生生日，礼拜一，然后杨先生在办公室接见我，然后问我你准备搞些什么工作，这都是常规的，我当时说我原来搞磁单极的工作，杨先生当时跟我说，磁单极的工作吗可以做，但是这是跟在别人后面做做而已，你应该搞什么叫重要的工作，基本的工作就是重要的工作。
采访：马中骐夫人
04年春节，杨振宁博士就邀请我们到他家去作客，吃饭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你懂马中骐的工作吗，我说我不懂，我是学地理的，他说那我给你打的比方，他说大科学家的工作成绩像一座小山包一样，耸立在这个河道里头，马中骐的工作呢就像是一个小砖头，当大水来的时候呢，泥沙随着大水冲走了，但是他的砖头留下来了，所以他的工作是做的很扎实可以留下来的工作，这是他马中骐的评价
同期声：我们给杨先生照的相。2004年的2月份照的，当时杨先生81岁多一点。
解说：杨振宁先生对于马中骐的影响还远不止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甚至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杨振宁也对马中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先生给我一篇文章，那个报告有这么大一个小本子，一共才五页纸，前面是前言，介绍当时的科学发展情况，最后一页还有文献，大概只有两页纸，我看了看，看不懂，很难看，很抽象，我就没管了，还不到一个礼拜，杨先生亲自跑到我的办公室来，问我上次给你讲的文章看懂了没有，我说杨先生我看不懂。咳！这个很简单吗，到我办公室去，然后我就跟他到办公室去，杨先生的办公室有一面墙全是柜子，柜子下面是好多好多抽屉，每个抽屉上写1950年，1951年，就是他1950年写的文章全在这个抽屉里面，他的计算稿，文章全在里面，他就拿出来1981年他做那个报告的抽屉，把那篇文章的计算稿拿出来，你拿去看看吧，一百多页，他那篇文章就五页纸吧，真正的才两页纸，杨先生算了一百多页草稿，拿去叫我复印，这给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我看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位科学家是怎么搞科研
解说：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中国国门逐步对外敞开，中外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18位首博中，很多人在这个时期走出国门，前往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外国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不同于国内的思考方式，都让博士们眼前一亮，受益匪浅。
采访：冯玉琳（首批博士之一，原中科院软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在那儿用的最多的词，除掉（Hello）除了（Thank）用到最多一个就是你有没有（New idear）新思想，所以在这样一个学校里面，这个学习的气氛都是通过学习的交流，迸发出这种新的思想的火花，所以说它本来就是一个激发心理思想的，最能激发心理思想的一个场所，比较而言，这可能在国内的学校说呢，比较有差距的地方。
解说：18位首博中唯一的一位工学博士冯玉琳，如今回忆起当年在美国游学期间的事情，依然感慨良多。当时冯玉琳和他的美国导师一起研究解决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问题，最终研究结果竟得到了一些像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的应用。
采访：冯玉琳（首批博士之一，原中科院软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在当时工作很紧张，别人讲我，我是计算机系里，是唯一一个可以在教授办公室上班的人。
解说：被戏称为“在教授办公室上班的人”也许是出于同学们对冯玉琳的羡慕。要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即便是在当时计算机技术最先进的美国，像冯玉琳作研究时需要使用的这种高密度图形工作站也是很有限的。也许是被冯玉琳的刻苦所感动，他的教授竟然破例允许冯玉琳在下午六点下班之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到教授办公室去做科研实验，在那里冯玉琳一工作就是一整夜。
解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博士，一种特殊的历史责任感似乎始终牵引着他们的人生方向。把先进经验带回国，在祖国培养出更多的科研人才，几乎成为后来他们一致的选择。
解说：1986年，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冯玉琳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在中科大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开设了包括程序设计方法学、软件工程等四门新课程，教学内容都是最新的，教材也都是自己撰写的。
采访：冯玉琳（首批博士之一，原中科院软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我第一次教程序设计方面课，大教室5、60人，坐的满满的，一个学生为了抢到一个好位子都早早到教室把位子占了，当时我从美国回来教的第一门课是软件工程，因为当时国内大学里面系统讲软件工程课，当时刚刚开始，我在科大就开了软件工程课，后来这些课程的讲义，我讲完以后这些讲义就变成我的著作。
解说：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像这类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若要出版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受出版行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即便是今日，在这种自负盈亏的机制下，要想出版一本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懂的专业学术著作，出版社也要慎重考虑再三。那时经常可以听到知识分子自费出书，并且自费卖书的故事。
同期声：第一本的群论书，这个书是我跟我爱人（已故妻子戴安英）两个人合著的。
解说：马中骐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也正好赶上了出版社机制改革时期。1986年，从美国回到中科院高能所的马中骐在研究生院任教，并开设了两门群论课程，他同样遭遇了没有教材可用的尴尬。
采访：马中骐（001号博士，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从86年87年接了这门课以后，我就很迫切的需要写一本群论教材，但是我那时候名气太小，没有人愿意给我出版，正好碰到我那太太（已故妻子戴安英）是北京理工大学，那时候正好是在变革时期，原来出版社的经费全是国家必须要给的，88年为止，89年要自负盈亏了，所以的话88年要出的书都可以国家给钱，学校给钱，所以他就号召理工大学的老师赶紧写书，因为我太太在理工大学当教师，她回来跟我一说正好这个机会，赶紧写，我花了四个月时间，写了一部大概就300多页吧，出版了，当时这解决我了我的教学需要，所以我一直是按这本书教的。
解说：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本科生，研究生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多，加强和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问题也开始被广泛重视起来。
毕全忠（原人民日报社记者）
我们国家的学位制度从开始成立的时候起来就比较注意质量，当时记得，（1983年）5月27号博士授予大会完了之后开了座谈会，座谈会苏步清教授，他发言他说这么多博士怎么办，大家很奇怪，因为刚招第一批博士18个，他说这么多博士怎么办，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很多的，是不是他们能从容发挥他们学科专业的作用，会有一定的压力，他当时就预感到了，那么今天果然是了，我们今天培养的博士规模是全世界最大的了，超过美国了。
解说：北京市的海淀区是中国高等学府最密集的区域，而位于海淀区学院桥西南角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首批博士李尚志现在工作的单位。如今的他已是这所大学理学院的院长。他也是18位首批博士中，这些年里，唯一获得国家级名师奖的人。一直热衷于一线教学的李尚志，除了带研究生之外，每个学期都会坚持给本科生讲授一些基础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让学生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需求，就需要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而这个理念早在李尚志在中科大做学生时起，就被华罗庚等老一辈数学家们所倡导了。
采访：李尚志（首批博士之一，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你不能光是纸上谈兵，你不能光是，就死记硬背，过程说是灌输，你像华罗庚他们讲课就是这样讲的，他就先提一个问题，然后咱们老师跟学生一起来解决，解决过程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完了，那一章节的知识就发明出来了，学生也觉得他们自己发明出来了。当然这个发明对人类来说是旧的，因为人类来说早就知道了，但是对学生来说是新的，训练了他们发明的能力，创新的能力。所以我说他以后就会弄假成真，真的能发明。
解说：1985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李尚志，回到中科大后，除了带给学生们新的教学内容外，他同样遵循了让学生自主创新的理念，还创立了一套与众不同的数学竞赛培养模式。
采访：李尚志（首批博士之一，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学生参加美国的比赛，最早最多给一等奖，不给特等奖，我们在96年，中国科大一个队，复旦一个队，我们两个队首先把这个特等拿下来了，而且我们科大我们的教练是一个学生，这是我的一个创举。我们到后来就全部让学生当教练，所以我说我最开头，我最开头是赤膊上阵，自己当教练，后来就是垂帘听政，叫学生当教练，后来就是垂帘而不听政，连谁当教练都学生他们自己去组阁，到后来我帘都不垂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竞赛，让他自己在那儿运转，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
解说：中科大算得上是中国数学竞赛的发源地。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华罗庚担任中科大数学系系主任时，就把前苏联使用的数学竞赛模式引进到中国，开创了中国数学竞赛的先河。在众多数学家的呼吁下，1986年全部由大学生组成的中国奥数代表队第一次正式登上国际奥数竞赛的舞台，并取得了总分第四的好成绩。1992年，国际竞赛在莫斯科举办，这一次，中科大派出的六名队员全部获得了金牌，这是奥数史上从未有过的。而他们的金牌教头就是当年出自中科大的另一位首博——苏淳。
采访：苏淳（首批博士之一，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时我们的六个队员一下全部站在主席台上，下面那个掌声简直是一浪高过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下面喊中国就是棒，中国就是棒。我站在那个主席台上心里确实是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从没有过那种感觉。
解说：将枯燥的理论应用于实际，不但是社会的需求，也可算是中科大历来的传统。苏淳在中科大任教期间，和他所带的博士生就在概率统计学的实际应用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采访：苏淳（首批博士之一，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前面五个博士全是做金融风险，保险业里有这么一句话，80％的风险只有20％概率发生的那个大额索赔所造成的，根据这个理论就是你经营的状况再好，你也经不起一次突如其来的大额索赔，可能一下子把你弄砸锅了，就是根据这个理论，完了建立这个概率模型。你比如说我高考，高考有几十万的数据，像我们安徽省65万考生，这个数据输到计算机以后怎么很快第一名，65万名一下排出来，这个里面用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用这个随机数的理论。
解说：今天，我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就达五万多名。从1983年的18位博士至今，在25年间，我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博士最多的国家。
采访：吴本夏（原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
一个就是我们授的硕士博士超过一百万。第二个百万就是在校生，研究生超过百万，现在不止了，120万了，一年招36万，这样子，博士嘛，现在大概招个五万这样子，一般的四个硕士选一个博士。
解说：随着博士、硕士人数的增多，博士硕士的学位授予点也在逐年增加，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采访：吴本夏（原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
关键就是导师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要设备要提高。 如果你（学位授予点）经过评估不够，黄牌警告的，还有红牌警告，就撤销，红牌警告就撤销了，就不能培养博士，更谈不上授予博士了。有的不行，黄牌警告，你就赶紧在能力上，物力加强，保留你的这个授予资格，培养和授予资格。
解说：而说到黄牌警告，同样是首博之一的王建磐应该算是感触最深的。上世纪90年代末，王建磐开始在自己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担任校长。这时的华东师范大学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采访：王建磐（首批博士之一，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95年96年华东师大是最困难的时期，困难到什么程度，困难到上海市出台了政策，我们学校要发给教师的津贴，上海市政府当时不给，学校也没钱发。我们学校的原来有一个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是官学的，这个实验室曾经被教育部亮黄牌的一个实验室。
解说：解决资金和师资不足的问题，王建磐采取的办法是“利用国内国外的一切机会，发展自己”。
采访：王建磐（首批博士之一，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我们兴建了理科大楼底下一层全部给了这个实验室，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投入，通过各种各样人才的引进，通过他们团队的努力，最终在成立了不光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不再亮黄牌了，成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们根据我们的需要也去有意去引进一些国外优秀的人才，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老工人，叫老工人研究所，他的所长是我们华东师大的校友，当时在美国工作，我们就利用他非常热心于华东师大这个母校的工作，每年有一段时间回到华东师大，有一个人作为他的副手长驻华东师大，就把这个实验室拉起来，这个实验室可以讲华东师大是从零开始的，就是通过学校的组织，跟团队自己的努力，最后把这个实验室变成上海市的重点实验室。
解说：为了加强各个研究生培养基地的师资力量，让学科带头人担任学校领导工作的例子屡见不鲜。首博中的很多人都像李尚志，王建磐这样，除科研以外还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使命。
解说：在复旦大学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百年老校里，汇聚了无数国内外知名教育家和科学家。位于复旦大学旧校门旁的这栋白色的教学楼曾经是复旦数学研究所的所在地。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苏步青院士曾经是这里的第一任所长。2005年1月5日，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数学研究所搬进了新建的教学楼，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正式成立，而担任首任院长的则是当年复旦的首博之一——洪家兴。他也是18位首博中目前唯一成为科学院院士的人。
采访：谷超豪（原复旦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当然很难得了，因为院士还是很困难的，从博士到院士一般讲起来有比较大的距离，他能够很快取得院士的称号，这是他工作的水平的表现，
采访：洪家兴（首批博士之一，现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
我们这18人当中就我一个人被评上了科学院士，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高兴，我觉得是机遇，就像我当第一批博士也是机遇，后来这些奖也有很大的机遇，所以科学道路比较漫长，一个人要锲而不舍的走下去，就像谷教授说，不要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也一点当然还是蛮重要的。
采访：谷超豪（原复旦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我记得他这个一个学习风气，学习很好，学习很认真很扎实，第二他能帮助别人，我们研究所培养往往采取一个集体培养的方式，并且研究生之间也相互帮助的，洪家兴的特点他很帮助别人。
解说：从1983年5月27日的那场博士学位授予大会算起，转眼25年过去了。新中国的首批博士，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历史赋予了特殊的使命。25年的岁月，这些带着特殊责任感的博士们，用自己卓越的成就书写着历史，而这段特殊的历史始终未曾远去……
（注：马中骐，1956-1961年在兰州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教书。1964-196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当研究生，毕业后回兰州大学。1978-1981年在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二次当研究生，1981年留所工作至今。［来源：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