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5年夏天，我应邀回到母校——兰州大学，与阔别50年的老同学一道，参加兰大医学院1955届毕业5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是兰州医学院从兰州大学分离出来独立建院后的第一班毕业生。
2005年，兰州医学院经院校调整又回归到兰州大学。大家回到兰州大学的旧址“萃英门”（现今的兰大二院），在“至公堂”前，和后门的黄河铁桥边，摄影留念。至公堂是清末左宗棠时期在甘肃考举之处。黄河边对岸是白塔山，却是光秃秃的土山，河水如黄浆，而今变成郁郁葱葱，山边河水也变清了许多。过去的羊皮筏子如今变成了游艇。
一晃50年，无限感慨，我等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回忆自1950年夏天，时值兰州刚解放不到一年，我们全班83人，从全国各地考取来到兰大医学院，经过五年翻天覆地的巨变，亲历了新中国初建时期兰州大学的发展，在校领导和老师的创新教育下，同学们在互帮互学的医学教育改革中，既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觉悟，也获得了治病救人扎实的医学知识与技能。回忆1955年夏天，80多位同学从各自临床实习的地方回到母校，经过学习后，听候学校的毕业分配，重点是西北五省，也有分配到全国各地的。从此天各一方，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
（一）
兰州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西北最高学府，抗日战争时期，内地一些学校和著名学者纷纷到此。有名的北京师范大学全部迁到兰州，东北和上海不少学者也到此。一些医学专家如外科专家张查理，药理学专家张昌绍，卫生学专家乔树民，病理学专家马馥庭等先后来到兰大医学院。
抗日胜利后，一些学者返回内地，北师大也迁回北京，然而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后，旧中国在美国援华医药物资的支持下，在西北兰州支持了国立兰州大学，国立兽医学院和“中央医院”。据说战后全国有7个中央医院得到重点支持。此时不少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专家纷纷来兰州。兰州成为当局派送赴美留学的中心城市之一。当时医学出国者，需由三人小组审查批准，有临床张查理、卫生署的杨永年和兽医专家盛同笙。
解放前夕，即1947年前后，部分内地的医学学者赶赴兰州，以求得到留美的机会，如微生物学者王文义从四川华西医学院赶来，组织胚胎学者张爱诚从沈阳“小河沿”医学院经上海乘飞机到兰州，为的是赶时间早日派送。也许由于此原因，加上伪中央医院（该院即后来的兰州军区陆军总医院）聚集了不少已从美国回国的专家，如外科的张华麟，内科的李西昆，放射科的魏若林，耳鼻喉科王宝华等。这一批教授成了解放后的兰大医学院主要的兼职教授，因而也成为我们55级主要的授课老师。当年源源不断的美国援华医疗物资，大部分也集中存放在兰州大学医学院地下仓库里。这批医疗物资后来竟成为产生矛盾的导火线。事情大抵是这样的。
1949年秋，解放大军解放兰州后，立即向青海、河西走廊进军，直逼新疆。由于解放军缺少医药物资，便决定把援华物资动用一部分，用汽车拉走。此时隐藏在兰大的特务和国民党、三青团等的骨干便利用青年学生良好心愿，群起反对而阻拦，此事引发一场风波。加之当时军代表处理方法欠当，一时间空气比较紧张。而恰在此建国初期，内地发展急需人材，当时的医学院院长乔树民教授及其相随五、六年级学生20多人，先后转学到新成立的大连医学院，其他教师也纷纷离开了兰大医学院。此时的医学院师资极端缺乏，许多课程无人开设，到次年1950年我们入学时竟被戏称为“医学院体育系”，因为课程少，成天在操场打球。这一事件到1950年冬天思想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后逐渐得以解决。
（二）
解放前夕的兰州大学，呈现一片黎明前的黑暗。它不像内地一些大学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在接管大学时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兰州是西北最后被解放的大城市（新疆是和平解放），国民党特务有不少是从内地跑来的，加上兰州市有一个很大的特务学校，特务活动极端猖狂，混入大学师生中的特务更是无恶不作。1949年先后曾挑起陕甘学生与湖南学生斗殴的开枪事件。
解放前夕，兰大地下党几乎全部被破坏，在校的地下党员几乎全部被逮捕，其中有几位是甘肃学运的领导人，如刘仙洲，魏郁等7人被抓后全部随反动派撤退到张掖，先后均遭枪杀或活埋。兰州大学解放后在校内立了纪念石碑以缅怀这7位烈士。
兰州大学静观园烈士碑前留影
其他的地下党员大多出逃。到1950年我们入校时，只有一两位回来的党员，校内其他党员多是从外地支援来的领导。这时兰大没有校长，原来校长辛树帜离开，后调西北农学院（陕西武功）。医学院没有院长，乔树民院长调大连，新调来的领导有军代表辛安亭和孙达可，院务会秘书长高诚斋（陕北人）和教务长陆润林（从东北调回，原籍甘肃人）。当时党领导这个烂摊子，也费尽心力。
直到1950年冬天，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兰大校内罪恶大的特务先后被抓，这些特务除破坏接管学校外，还准备执行枪杀大批兰大学生。幸而解放军及时解放兰州，才未得逞。组织这次枪杀事件的特务及其后台三青团的总头目等和伪教育厅的头头均在镇反运动中，愤怒的兰大师生一致要求严办镇压。当时准备被镇压的特务，列出名单和罪行，进行公众讨论提出意见。记得在一次学校的公审大会上，嚣张的特务们虽低头，但还口口声声要挟喊“要求枪毙”，以此威胁群众。为了社会安定，为了讨还血债，政府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
恰巧就在此时，我们50级新入学，人数83人，不仅医学院年级人数最多，在全校各院系也是人数最多的年级。医学院一个系即医疗系共6个年级，除我们级外，每年级20人左右。这时全兰大共400余人，而我们班就80多人。
解放前医学院基础课只有解剖科、组织胚胎科，生理科包括药理、生化科、病理科、细菌科（包括病毒和寄生虫），公共卫生科等（以后学苏联改科为教研室）。其他物理、化学、生物、外语、体育、政治均由文、理学院各系负责上课。
第二年学生即开人体解剖学，然而解放前基本没有教学用尸体，学生们只有看着图片和已经解剖固定完的干尸学习理论。恰在此时，镇压反革命开始，据了解，一些被镇压的罪犯多数是内地跑来的特务，在兰州无家无靠，且尸体无人认领。学校知道此事后，便与有关方面联系，希望得到一些无人认领的尸体供学生解剖学习使用。恰在这一年冬天，中央和西北地区卫生部上级领导，经国务院批准派来了一位延安时期的老领导、老教授曲正同志，他是一位资深的医学学者，留学德国和日本，获得细菌学博士学位，在延安医大中担任校领导和教授。他是山东胶东人，他被委任兰大校长兼医学院院长，他对我们医学院的整顿发展是大有贡献。记得，当时我去静观园校长办公室请示曲校长，他用胶东话说“尸体你们拉，我负责”。经学校联系同意后，便派我们班80多位同学担任刑场挖掘经初步浅埋的尸体和抬尸体的任务。从此有了学习的标本了。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先后在三个刑场，（庙滩子，华林坪和红山根）抬回尸体数十具，其中包括唯一的一具女尸，她是有血债的妓女院的老鸨，这解决了我们女性解剖的需要。值得回忆的是师生常常来旁观尸体，在尸体中被在校同学发现有一具尸体竟是经济系的学生——抓捕地下共产党员的大特务贾水生，大家愤怒斥之。当然这些尸体经处理后得尽快投入教学，或做成标本，否则将会腐烂。因此我们同学每四人一具尸体，亲手掌握刀、剪，从皮肤到深层，一点点的解剖，为了探寻一支神经、一条小血管，往往仔细拨离需得一下午。采用的是张查理教授编的《解剖学纲要》教材，自然大家收益是较大，据说以后各年级学解剖就没有我们这样的条件了。抬尸体时，男同学为主，女同学为辅，从刑场的荒山坡上抬到山下大卡车上，同学们不辞劳苦，往往需要换班抬几百米。奇怪的是女同学本来比较胆小，但从抬尸体到尸体解剖，没有一位喊害怕，没有一位放弃学习。但是却有一位男生名叫南继文，却从此害怕，坚决不敢再学医了，经再三申请便转系到中文系了。那时候一年级末是可以互相转院转系的，我们班有数位同学就是从上一年俄文系转来医学院的。
（三）
解放前后，能考入大学的学生，多数是家庭条件较好的，少数学生的家庭是城市贫民、贫下中农，生活比较困难。但是有个别人家庭是地主，财产被分掉，一时经济困难者也有。如何发放助学金，在学校领导下，各院系年级开小组会，后在系会上决定。学生先自报家门，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需要哪一等级的助学金。那时的助学金分三等，甲等每月10多元，除吃还略有余。乙等7至8元，刚够吃，丙等5元左右，少补伙食而已。自费者约占三分之一。评比是个复杂过程，地主、富农成份者，则需更多的说明，否则一般是评不上的。总之一场助学金评定解决了很多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我本人因家在农村，无力接济上学，被评为甲等助学金。直到1952年，中央发布消息，在校全部学生“一律发给助学金”大家看着报纸，仔细研读这“一律”，是否意味都有了，特别是那些尚未得到助学金者。果然不久，此项政策落实了，大家非常高兴。又过了不知几年后，又恢复了部分困难学生补助了。
虽然分到助学金，有些同学还是困难的，除了吃，还要穿，还要用。记得1951年冬天，学校对全校困难的学生发放灰布棉衣棉裤，真如雪中送炭。兰州的气候冬天可达零下30℃多度，黄河全部冰封，过河的汽车可从冰面通行。学校既无暖气，又无火炉。上课时用钢笔记笔记（那时一般没有教科书）笔尖冻住不下水。在宿舍也很冷，男同学开始时几十个人是住在一间大教室通铺内，窗户无玻璃，只用纸糊。直到二年级后便搬入正式学生宿舍的“四岳堂”，即有四座二层简易楼。文、理、法各学院住衡山堂、泰山堂和嵩山堂，我们医学院主要住在华山堂。每室四人，有电灯，虽然常有停电。饮水非常困难。学校专派两辆马车，上有大水桶，到黄河边去拉水，黄河水如黄泥汤，拉来后倒入开水房旁边两个大水池中，待自然沉淀后烧开可饮用，但还是混的，大家可从街上买些“白矾”（硫酸铝钾）块，分成花生豆样大小的块，用筷子夹住，在水杯中摇摆几下，不一会水便澄清，或马上喝，或存放待喝。
1952年冬，本人着兰大学校配发的棉衣留影
1950年代初期，兰州大学学生伙食是自己管理的，共分三个灶，除一、二灶外，还有少数民族清真灶。每灶都有伙食委员，负责伙食的管理。那时每天早晨的买菜，必须有一位伙食委员协同一名炊事员到“握桥”附近菜市购菜。“握桥”是横跨在西关外一条河沟上，即今日的劳动文化宫门前的排洪沟。这座握桥据说是清朝时建的，有一定保存价值，1952年后被整体迁移到兴隆山公园了。由炊事员决定买什么，什么价钱，买好后由炊事员或菜贩子拉回学校。现在想起来，也就是起个监督作用，以免炊事人员克扣伙食费。学生的两个灶，互有竞争，看谁做的好，吃的好，花样多。谁家办的好，下月同学可以选择上哪个灶。那时候兰州没有大米，只有馒头，那时很少吃面条和大米，是到1953年以后，学校从四川招来大批学生，他们喜欢吃大米，经学校申请，以后开始调拔部分大米供大家食用。饭厅内使用小方桌，每桌5人，一篮馒头，一盆菜，尽饱吃，菜中常有肉，但量不够。男同学组常搭配几位女生，这样菜可省一点。不知是到哪一年才改为每个人用自己的菜盆分别单独吃的。
（四）
1951年初，由新疆（以后称自治区）调来兰大医学院15位少数民族学员，其中除了一位是塔塔尔族外，其他都是维吾尔族。有两位女生，他们有的是中学毕业，有的是在职干部，刚来时多数不懂汉语，只有两个懂汉语，结果两位汉语好的分配到我们55级随堂听课，一个年稍长者叫阿瓦依提，另一个叫阿不都拉。其他十数位同学成立汉文速成班，由教师任教，经过半年多的教学，基本上可以听懂汉语，便安排在1956年新招班级内同住同学习。他们大部分是团员，团小组长是塔塔尔族的，平时开玩笑说：“你看我是蓝眼睛！他们是黄眼睛”。他们都能歌善舞，有一位跳的特别好，经常参加学校大会表演。由于他们习惯不同，学校组成一个特别的清真灶，为了便于与他们联系，团委派我到他们灶上吃饭，以便有什么可以帮助，解决不了的，向学校反映。因为我是团干部，又是医学院的，所以比较熟悉。他们饮食要求不同，学校先后派来过三次炊事员，是从兰州回民中请来的，由于不善做新疆饭，均先后被辞退了。最后还是他们自己找来炊事员，方才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些少数民族同学，在以后数年的学习中非常努力，刻苦钻研。少数民族班除50级的两位在55年毕业返回新疆后，56届的也都回新疆了。
（五）
1950年冬，朝鲜战争爆发，全国人民陷入一片抗美援朝的热火朝天的动员中。这年冬天，学校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动员广大同学响应抗美援朝的“参干运动”。医学院的学生也纷纷响应号召报名若干人。先是同学自愿报名，然后经学校审查批准，最后全校选中的人员有数十人之多。我不记得医学院共有多少人选中，只记得我们50级选中了3位，他们是文廷祥（青海人），刘秉荣（兰州人），谷宪斌（河北人）。后来知道他们都分配在北京空军部队经训练后参加了空军的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文廷祥复员回到青海乐都县河滩寨村。直到1963年，文廷祥从青海回到兰州医学院，找到老同学的我，也找到当年一块参干的张贵龄同志，她复员后任兰州医学院人事处的干部，也找到当年兰大团委副书记赵明祥，赵担任兰医党委副书记，我们3人都分别的回忆1950年兰大领导动员参干会上曾表示：“将来抗美援朝胜利后，如果你们愿意复学的话，学校给你们保留学籍。”冲着这个承诺，文廷祥在3位同志的支持下，向学校当局和上级领导要求复学，继续学医。然而学校未予批准，后报更上一级（教育厅），也搁置，不知如何处理。后经我们3个证明当年确有此事，当时领导也没留下书面材料。后经再三申请和再三请求，总算批准于1963年复学，从二年级插班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他的原藉乐都县河滩寨村做了一名赤脚医生，一直到文革后期，才被提拔到镇卫生院工作至今。
（六）
1950年我们入校时，医学院的院长及少数师生离开学校，加上各种运动和抗美援朝等活动，正常的教学受到一定影响。好在我们班是一年级，专业课要等一年后再上，故影响比二年级还有缓和的余地。第一学年先开的课有普通生物学，由兰大生物系刘杏影和耿欣莲老师教学；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两门由化学系张从辛和王慰老师教学；有机化学由化学系陈溥老师讲授；物理学由物理系张典老师讲授。生物学重点介绍了生物进化和比较解剖，解剖蛙、兔等，并强调生物绘图，绘出青蛙的骨骼等。还介绍了苏联米丘林遗传学，强调遗传性的可改变性。化学采用Holms普通化学（英文版），物理采用Duff普通物理学，讲课用英文板书，名词及作习题一律用英文。记得学化学时，大家领仪器，抢领美国制坚硬的PERAX的试管，不愿用解放前国产的易脆的，为此还受到崇美思想的批评。
想起我们二年级时还开设了“组织学与胚胎学”的课程，任教老师是张爱诚，他是解放后，兰大医学院第一位提升副教授的人。可能是因为他表现突出。因为1949年底至1950年初，他便编写了一本《实用血液学》，此书是从美国军阵医学检验一书中编译的，对部队医院的实验室建设非常有用，而且是献给西北野战军后勤卫生部，经审编后正式出版的，而且内首页写了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解放军”。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举动，在知识分子中影响也很大。张教授当时是很有才气的年轻副教授，可独立开设组织学、胚胎学、实验诊断和临床血液病学等四门课，而且都自编了铅印或油印的教材，发给同学，这在当时也是很受欢迎的。
1950年代初期，医学院生理科和药理科都没有教师，兰州大学从动物系动物生理调来杨浪明教授任教。杨浪明1949年才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回国，又是当年南京中央大学生理学权威蔡翘教授的门生，湖南长沙人，口才好，对新中国向往，上生理课时，讲我们现在是遇到好的时代，应“生柴发猛火”，要为人民多做贡献。所用教材是大连医学院吴襄编的生理学。做生理实验必须用狗，可那时兰州地区因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反细菌战，市内所有的狗均被公安部门捕杀了。我们只有分成若干小组，自带狗夹子，我们不得不跑很远的城郊外捕捉野狗。当时最常去的地方是现在黄河对岸的庙滩子，4人一组，一旦套住狗，要拼命拖拉到学校，约有了5、6里地。
再说原生理科教授张培棪，他也是中大生理蔡翘的研究生，解放前来到兰州，先是在兽医学院任动物生理和药理教师，后调到兰大医学院任教，先是教生理，后因药理无人，便改教药理了。好在这两门科学实验方法很近似，故将生理学教授让给了杨浪明教授。我们的生物化学课请了当时军区卫校的一位营养学教授来讲课，实际上没有讲系统的生物化学，只是讲些营养化学的内容。巧的是，50多年未听到这位周老师的音讯，2007年，我在北京一个营养学术会议上，讲演者竟是周超教授的同事陈学存教授，陈送我一本书，内有他和周超1950年解放前在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营养实验所作的论文（口腔及生殖系症状群之临床观察与生化研究），以后周即赴美留学，回国后参军到兰州，遂被聘为我们的生化老师。
病理学的课程则由马馥庭教授任教，马馥庭自诩为中国三大病理学家之一，其他是协和的胡正祥、上海医学院的谷镜研。因为马馥庭抗战前1920年代曾两次留学德国，资格较老。这位老师学问大、讲课好，可惜倾注政治较多。
我们班的临床各课程多数是由解放军陆军总院几位留美教授开设。如心血管疾病课是由李尚举教授开设，他是原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抗日战争时期迁到贵阳而后来兰州的；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课是由李西崑教授开设，他来自东北；X线诊断课是由魏若林开设，他自东北小河沿医学院毕业，然后从美国留学回来；魏与张爱诚教授是同班同学。胸部外科课由陈文庆外科主任教授开设；耳鼻喉课由美国回来的王保华教授（河南人）开设；泌尿外科由陆军第四医院院长兼本校附院张华麟教授开设，张华麟并且首次开设了生殖与性学课程，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普通外科由第四陆军医院原中大毕业的庞鲤跃主任开设；腹部外科则由本校附院尹良培教授开设；尹是在大西北首先开创心脏手术者，曾作为先进工作者到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麻醉课由陆军总院尚德延开设，尚是东北人，兰大医学院毕业，去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不久即被调中国医科院胸外（阜外）医院任麻醉科主任。尚之调北京重用，常被兰州医学院引以为骄傲。物理诊断、妇产科、小儿科、皮肤科、眼科、中医等课程分别由我们附院的张令诩、崔志孝、张克信和刘铭锐和刘星元等几位老师开设；公共卫生课和工业卫生课则由解放军第四军大胡姓和郭姓两教授开设。这一系列的临床各课的见习和实习大部分在本院附院进行。
（七）
四年的理论课和实验、见习即将结束了，医学院的学生到最后一年应进入医院开始最后的医疗实践，这是非常重要的。
兰州大学医学院在1954年和全国各医学院一样，由卫生部决定提前分科实习，就是说在进医院当实习大夫（interne）之前，要根据国家的需要按一定比例先报志愿，然后平衡分配。记得当时要求内、外大科比例较大，其他小科比例很低，大约是内外科占70%，妇、儿科占20%，小科只占10%左右。只记得小科如放射科1人，李光武同学耳朵听力较差，专攻放射诊断；皮肤科3人王士敏、石仁琳、杨西岚；眼科2人高俊杰等；耳鼻喉2人李多福等；其他人都选择内科或外科。接着便宣布分科和分配实习的地方。结果分配去陕西省实习的大约有20人，其他人大部分在甘肃省。在甘肃省的同学，主要分配在自己的附属医院，还有少数分配在甘肃省人民医院，该院的前身是天主教的教会医院（即后来的省人民医院）。还有兰州市人民医院，该院解放前是基督教的教会医院，解放后与一家较有实力的私人医院“成城医院”合并而成，这家私人医院院长叫刘毅民，是早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抗战时来到兰州。此私人医院设备较好，不仅有X光机，还有红外线、紫外线治疗仪等，那时还有较好的外科手术设备，外科主任李炳麟，还有其他一些少有的人才。刘院长思想较进步，在兰州市有关领导的帮助下，干脆把此医院折价捐给国家（给一定的成本费）也就公私合营吧，并答应刘为市人民医院正院长，李为副院长。而原来教会的外国大夫早已回英国，也留下几位高年资的大夫。当时我被分配到这个市人民医院实习，我们一共10人（见照片），我和王颖任正副组长（王颖八十年代曾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计有郭信义、徐春亨、乔济民、孙孝先、岳寅生等以及专科两位女同学马芷萍和崔淑霞。王、郭、乔为外科，需外科实习半年，其它科半年，记得外科要求独立操作阑尾炎手术8-10例，做第1、2助手不计。内科实习的有我、孙孝先等也在内科只要求做阑尾手术第1助手即可，内科半年，也有许多具体要求，其它科半年。
（八）
1953年，上级派来医学院院长，叫谭道先，湖南醴陵人，是从新疆军区卫生部转到地方的师级干部，当年他是红军中一位年轻的卫生人员，来兰大时，带来一个警卫战士、一个炊事员和一部捷克产的小汽车。不久小战士成了学校的工友，炊事员因为有一手做菜好技术，便在兰大成立了“教授灶”。记得很多老教授上此灶，每月约40元，每天有牛奶喝，算是对知识分子生活的照顾。小汽车开到独立建院后很快就坏的不能用了。谭来后，便积极参与建院组织整顿、基本建设、教学设备、教职人员安排等。兰州大学的新校址和兰州医学院的新址相邻，经上级批准，确定在今天“天水路”以东。据说选址一事还是兰大曲正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时选定的。那时这一带是一片空旷的杂乱坟场，兰大校址的东邻即医学院，在医学院的东南角确定为甘肃省卫生学校，校长是高苇舟（临洮人）。此时兰州大学也积极配合支持独立建院，调朱允尧负责新图书馆，划拨一定数量的图书杂志。兰大团委副书记赵明祥也是最早派来的办公室负责人，除医学院原来的各科（后称教研室）外，调化学系的张从辛教授成立医用化学教研室，从生物系调来由天老师成立医用生物学教研室，从体育教研室调来郑志诚老师，从马列教研室调来何裕和薛保善，以及其他一些后勤人员等。虽说是1953年独立建院，而实际上是至1954年基建才完成一栋教学楼（2/3）、一栋学生宿舍楼和一座教授小二层楼，几栋小二层楼作为教职员宿舍等。
1954年正当我们50级即将实习完成时，新学院已经全部搬进新址了。然而就在我们先后从陕西、甘肃各医院实习完返回新校址时，我们50级遂成为独立建院后的第一届毕业生。这时即将毕业的不止50级本科（五年制），还有55年级毕业的专科生（三年制）。我们都住在学生楼内。在一天上午，全体毕业生在大礼堂（大饭厅）宣布毕业分配方案，在宣布方案前的两天里，由人事处放出风，谁分配到哪里，大家略知一二了。分配去外省的只宣布到各省（区）卫生厅报到，由卫生厅再第二次分配。决定去新疆20多人，去陕西20多人，去宁夏10多人，去青海10多人，去沈阳、大连、南京等几个人，留校的10多人。在留校的10多人中有两人等待通知录取研究生，即王长安和我，二人只录取一人，另一人便留医院工作。我之所以被留校是这一特殊情况。
毕业分配时，我们年级分到附属医院的共10多人，学校让我带领分配关系到附属医院报到。当时分到外科有沙鹏图、刘国栋、邱兆泰；内科有赵怀玉、李新伟、王长安（后录取研究生离校）、李崇高；妇产科有刘颀；小儿科有倪才贤；耳鼻喉科有王正寅；放射科有郭景岳等。这10多人中，除赵怀玉是在省人民医院实习的，我是在市人民医院实习的，其他8位全部是在本院实习后留校的。
作者：李崇高（李崇高，男，1930年10月11日出生。山东泰安市人。1955年兰州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兰州医学院工作,历任附属医院内科血液病组、基础部组织胚胎教研室和医学遗传学教研室住院医师、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
